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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为谁翻译?

2018-04-08 03:26

鲁迅翻译的预想读者包括三类人,一类是先觉者、精神界战士,一类是尚未觉悟的民众,还有一类是天真未凿的儿童。

 

  鲁迅翻译研究,在沉寂了半个世纪之后,近年来成为学界的热点。目前,已经有多部鲁迅翻译研究的著作出版,如王友贵《翻译家鲁迅》(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吴钧《鲁迅翻译文学研究》(齐鲁书社2009年版)、顾钧《鲁迅翻译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等,对鲁迅与翻译的关系、外国文学与鲁迅翻译的关系、鲁迅翻译的分期、鲁迅翻译的理论、鲁迅翻译与同时代的关系及鲁迅翻译的影响等做出了梳理和阐述,为鲁迅翻译研究做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冯玉文《鲁迅翻译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最为晚出,颇有独到之处,其价值在于:以鲁迅的翻译思想为题开展研究,真正抓住了鲁迅翻译的核心问题;明确了鲁迅翻译以“立人”为旨归,并以此阐释鲁迅的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和方式方法以及预想读者,使鲁迅翻译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关注鲁迅译作的预想读者,对鲁迅翻译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总体看,该著具有严密的学理逻辑,在鲁迅翻译研究领域取得了新进展。

 

  “要认识一个完全的鲁迅,阅读和研究他的译文必不可少。只有和他译介的那些域外的文学和理论文字接触,才能明了他的知识结构与思想来源。”(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翻译研究论文集·序言》,春风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可见,鲁迅翻译研究,理当是鲁迅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根据鲁迅的思想去认识其翻译活动,也要根据鲁迅的翻译活动来了解其思想,将鲁迅的思想和翻译结合起来,应该就是冯玉文《鲁迅翻译思想研究》选题的由来。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救亡图存是时代的主旋律。知识分子或希望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或希望借鉴西方的社会制度,鲁迅则关注走向国富民强道路上的人的因素:“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这,则根柢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著者借此指出,早在“1907年,鲁迅基本上已经确立了自由独立、个性解放、尊重个体、自强不息的国人精神范本。”并由“对于国人精神世界的高度关注促使鲁迅通过翻译输入个人、自由、平等、人道等先进的外来思想,形成和彰显了‘立人’的目的”,这就在学理上确定“立人”是鲁迅的翻译目的。

 

  在“立人”这一主题下,著者还辨明鲁迅“立人”与“立国”的关系,“立人”中的“我”与“他”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著者并没有以确定“立人”作为鲁迅的翻译目的为满足,而是更进一步提出“鲁迅如何实现自己的翻译目的?”那就是“借助翻译‘转移性情’的思想革命”“借助翻译引来‘异域文术新宗’的文学建设”和“借助翻译‘输入新的表现法’来实现中国语言文字的改造”,同时指出“如果把鲁迅的翻译目的看作一个系统,那么,‘立人’始终是这个系统的核心,而思想革命、文学建设和语言的改造则是不同时间、不同空间运动在‘立人’周围的元素。”也许“元素”的比拟还不够恰当,但是著者的思辨逐层深入,却是显而易见的。

 

  鲁迅的“立人”是希望通过“借助外来文化的洗礼来实现中国人的新生”,因此体现在翻译策略上,“就是译文的内容和形式都尽可能保持异域特色,这就是鲁迅的欧化翻译策略。”为此,“鲁迅不惜用异域的文法、句法来结构汉语的语言”,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鲁迅往往“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就是硬译。

 

  “在鲁迅的思想中,变革中国语言——建设中国文学——改造国人思想,是一条明确的逻辑链条,欧化翻译是这一链条中利用西语改造中国语言的伟大设想和大胆试验。”欧化翻译策略论证和呼应了鲁迅的“立人”翻译目的,既表明鲁迅翻译思想的内在一致性,又反映了著者在结构与行文上的前后照应。

 

  鲁迅为谁翻译?这是与鲁迅为什么翻译紧密相关的问题,鲁迅“立人”翻译目的的实现,必须要以“人”(读者)的接受和改造为前提。鲁迅翻译的预想读者包括三类人,一类是先觉者、精神界战士,一类是尚未觉悟的民众,还有一类是天真未凿的儿童。著者通过具体分析鲁迅译作的读者反映公允地指出:鲁迅译作与其预想读者存在着明显的隔膜,硬译的文艺理论预想读者是第一类精英读者,但是读者“如同眼睛里著了玻璃粉”(《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之二》)一样不能接受;少量的戏剧以及带插图的文字是为大众读者设计的,但十之八九不识字的大众更难以在短时间内接受欧化的译作;童话当然是为儿童翻译的,但中国是成人控制着孩子的阅读选择。总体看,是“鲁迅采用欧化翻译策略注定了读者与译作的疏离”。

 

  尤为难得的是,著者明确了鲁迅“欧化”翻译策略与“立人”翻译目的之间的背离:“运用翻译改造民众的思想需要尽可能多的读者,而运用翻译进行语言变革实验又使读者流失了”,“思想改造和语言变革是‘立人’的直接手段和先决条件,二者的共时运作必然出现彼此的掣肘,虽然这种矛盾出现于翻译的内部系统,但也延缓了‘立人’目的的达成。”对于预想读者的研究如同一面镜子,直观地呈现出鲁迅翻译思想及其思想指导下翻译实践之间的融洽与矛盾。

 

  研究鲁迅的翻译,尤其是研究鲁迅的翻译思想,将鲁迅翻译及其翻译思想置于鲁迅思想这一大背景下来关注,会发现鲁迅翻译思想是其人生思想和文学思想在翻译活动的具体体现;研究鲁迅的翻译思想,不仅有助于深化对鲁迅翻译的认识,也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鲁迅的思想,还可以增进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的总体认知。这就是《鲁迅翻译思想研究》给读者的启示。